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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燕生:一个时代结束了,全球形势面临3大变化

“十四五”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开局?我的体会是,过去四十年的故事结束了。过去四十年,作为企业家,我们书写了市场经济的故事,书写了外向型经济的故事,书写了工业经济的故事。但是,这一页翻过去了,新的三十年开始了。在这新三十年里,我们也要书写好另外三个新故事。

第一个故事是科学,是科学技术、人才创新的故事。也就是说,未来三十年,怎么回应李约瑟之谜、钱学森之问和周期律。

第二个故事是法治,是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现代化的故事。也就是说,未来三十年,如何推动治理现代化,企业不仅合规,更要懂法守法,推动法治建设。

第三个故事是高端,是产业链、价值链、供应链及创新链向高端发展的故事。也就是说,未来三十年,提升“三链”现代化水平并与全球体系对接。

张燕生:一个时代结束了,全球形势面临3大变化“十四五”:由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

 “十四五”是新三十年的第一个五年,大家讲的最多的是如何开好局、起好步。我自己的体会是,很像回到了1978年。1978年的7月和8月,最早的内地和香港合资的企业叫太平手袋厂和大进制衣厂,分别诞生在东莞、顺德,代表了“三来一补”“代工贴牌”和“汗水工厂”模式在中国的起步。四十年前,其中顺德村村点火、户户冒烟、三来一补、代工贴牌、低端工厂,占了73%的土地,做了4.3%的税收贡献,中间还包括土地二道贩子、三道贩子倒买倒卖,形成了巨大的食利阶层。顺德怎样告别前四十年土地管理模式,转向新三十年土地管理模式?这就涉及到拥有120万亩土地的顺德,13万亩的村级工业园,怎么腾挪出来,为未来三十年预留出土地空间?

从这个角度来讲,“十四五”是如何为未来三十年起好步、开好头的第一个阶段。这里面存在三个“新”:

第一是新发展阶段,无论企业家曾经取得过怎样辉煌的成功,在这个新开局时代,也要从零点重新出发。

第二是新发展理念,创新发展要成为第一动力,协调发展要成为内生特点,绿色发展要成为普遍形态,开放发展成为必由之路,共享发展要成为根本目的。

第三是新发展格局,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,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

过去四十年,出口主导和招商引资的外向型经济战略驱动发展的阶段结束了,未来三十年,中国要走向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大国战略,即开放大国和负责任大国战略转型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首先要推动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,由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。要看三个指标。

第一是研发经费投入力度,即研发强度;

第二是研发产出,即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的增长;

第三是研发效果,即全员劳动生产率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。

如果用一个研发指标看中国,即看研发强度和研发投入指标,2019年整个国家研发创新投入为2.2万亿,强度为2.23%。其中有六个省市的研发强度明显高于OECD(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)的平均水平。比如,广东去年的创新经费投入超过了3000亿,未来十年有可能会超过4万亿。长三角地区超过6000亿,未来十年有可能超过7万到8万亿。可以设想,如果一个省投4万亿,一个地区投7到8万亿,十年后,其新旧动能、新旧结构、新旧模式转换一定会发生深刻的变化。而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分化。比如山东省,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,山东省曾经一直走在前列,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,山东仍继续追求经济高速增长,没有重视新旧动能转换。因此,在最近三年,无论从研发经费投入的规模还是研发强度,都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。2017年,山东省的研发强度为2.41%,还高于OECD平均水平,但到了2019年,连年下降至2.1%,明显低于这个平均水平。山东的问题是什么?过去的十几年,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增长速度上了,而没有放在动能的转换、结构的转换和模式的转换方面。

张燕生:一个时代结束了,全球形势面临3大变化

未来十五年,谁不创新谁死!

要着力满足中国新生代的需求痛点

 同样,过去的五年,整个国家创新投入每年都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的。我们创新的瓶颈和问题是什么?从数据可以看到,研发经费投入增长斜率比较陡峭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的、以市场为基础的开发和试验研究,而决定我们未来的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的增长则是一条非常平缓的曲线。我们去年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超过了6%,是6.03%,比美国低近12个百分点。因此,从“十四五”开始一直到2035年,国家将会下大决心把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的斜率拉上去,让这条曲线的增长斜率也逐步变得陡峭起来。

那么,如何提升研发投入的产出效率?首先是提升创新的体制机制效率,其次是营造创新生态,再次是构建跨境创新网络。怎么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呢?曾经有一个九零后的年轻人跟我说,他很悲观。我问他为什么?他说,北大生物系的博士到中学去教书了,这不是人才错配和人力资本浪费吗?我听了之后一笑,说,这是希望。北大生物系博士毕业到中学去教书,他的学生们如果学生物,跟他的起点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中学生学生物是出于热爱和兴趣,而不是出于金钱、名利、就业,不是出于对利益的追求,中国就会有一批真正热爱科学的人涌现出来,我们的科学才有希望。

同时,“十四五”是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,支撑的力量一定是消费投资和进口等需求。从这个角度看,如何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呢?从恩格尔系数看,1978年,我们的恩格尔系数是60%。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温饱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长大的,因此经济学家说,那个时代,谁创新谁死,因为创新生产出来好东西,老百姓舍不得买。到了2000年,恩格尔系数下降到了40%,老百姓要买房子,买车子,要买手机,开始追求生活品质,这个时候,经济学家讲,谁不创新谁死。去年,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了28.2%,未来十五年,我估计会下降到20%左右。这个时候,新生代的孩子们,也就是1996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,他们会怎么样?根据《美国商业周刊》的调查,和日本、美国的同龄孩子相比,中国的新生代是世界上最乐观、最有信心和希望的一代。所以我认为,谁能够满足1996年以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的需求痛点,谁就能占据全球竞争的制高点。要想满足他们的需要,仅有中国大脑是不够的,我们需要世界大脑。仅有中国的服务是不够的,我们需要世界的服务。仅有中国创造也是不够的,我们需要世界的创造。

张燕生:一个时代结束了,全球形势面临3大变化

一个浪漫的时代结束了,

产业链、价值链和供应链会出现深刻调整

 从“十四五”开始,当我们讲要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,指的是数量和规模。而真正能够改变未来三十年中国的,是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质量正在发生全新的变化。如何创造出一个好的发展环境,满足超大规模的需求质量和应用场景,是一个真正的挑战。我认为,未来的对外开放包括三个层面内容:一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上台阶,衡量的标准是关税率要进一步下降,非关税率要进一步取消,便利化的效率进一步提升,服务业的准入开放进一步扩大;

二是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要上新层次。这方面考验的是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是不是一步一步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对接、相衔接;

三是创新、人才等知识型开放能不能够上新水平,开放创新、开放合作、开放共享。

可以看到,从“十四五”开始,产业链、价值链和供应链会出现深刻调整。一个浪漫的时代结束了。过去在全球化、新科技革命的时代,我们造就了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。可以把一个产品在全球不同地方生产,还能做到零库存、及时供货。在那个时代,我们考虑过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供应链的影响吗?我们考虑过中美贸易战吗?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加征了25%的关税率,60%打的是外资供应链,这一点我们想过吗?还有,我们想过超级全球化的收缩和倒退吗?所以,这个满脑子利润、效率的浪漫时代已结束了,在这时候,是供应链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候。张燕生:一个时代结束了,全球形势面临3大变化

全球面临的巨大变化:

不要浪费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转型机会

与此同时,一个神奇的世界就要开始了。首先是数字革命,它会使我们未来的供应链更短,更有弹性,更有韧性,更能满足小众需求的痛点。它会使我们的医药、健康、人工智能成为成长性排前三位的产业链和供应链,会促使我们未来生产性服务、生活性服务、公共性服务的大发展。“十四五”的全球大势有可能发生什么变化?

第一,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在吗?曾经做过美国副国务卿的前高官曾在对话时说过,美国是需要假想敌的,没有假想敌,美国就是一盘散沙,你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假想敌,因此你们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不在了。在“十四五”期间,我们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还在不在?国家给出的回答是还在,但大变局中,危和机同生并存,关键看你能不能够在危机中育新机,在变局中开新局。从这个角度看,国际环境与过去四十年相比,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变化。

第二,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很可能会出现修昔底德陷阱、萨缪尔森陷阱、金德尔伯格陷阱。我们的企业家都很优秀,他们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地提升,可能会对美国的一些核心竞争优势产生替代。萨缪尔森分析认为,从互补到竞争的这种替代是最危险的,因为会产生对抗冲突,甚至会像上个世纪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那样,引发战争。从这个角度来讲,如何规避?我想就是从互补到竞争,再到更高水平的互补,从赢者通吃到共享发展,再到利益共同体。今后的发展有我们的一份,有东道国一份,还有第三方合作的一份。共享经济发展、共享贸易投资、共享未来,形成全球利益共同体。

第三是中美博弈。1990年,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6.62%,今年有可能是73%,IMF预测2024年可能是84%。我们说,世界上存在一个2/3现象,即当老二是老大的2/3的时候,说不说“厉害了我的国”,其冲突对抗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美国朋友讲,中国就是一头大象,不可能再躲在蚂蚁的背后。因此,我个人预见,未来中美战略博弈可能存在三个阶段:

第一个阶段是利益交换,

第二个阶段是体制较量,第三个阶段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。

这三个阶段的较量能不能做到斗而不破?就像当时的上甘岭战役一样,不管你投入多少的军力,有多少飞机大炮轰炸,上甘岭始终打不下来。到最后,不得不到板门店坐下来谈判,签订停战协议。

因此,未来的15年是两个大国充满非理性对抗的15年。就如同上甘岭战役一样,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讲,第一是坚持,保持平常心。第二是向对手学习,提升创新力、合规性、开放包容。也就是在这15年的过程中,要一步一步提升自己,解决刚才讲过的三个未来需要解决的新问题。需要重点强调的是,不要浪费中美两个大国战略博弈带来的转型机会。

张燕生:一个时代结束了,全球形势面临3大变化

“十四五”的国家战略:构建现代产业体系

 对企业家来讲,未来落实国家战略就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,也就是要发展实体经济、科技创新、现代金融、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。什么叫实体经济?窄口径就是制造业,中口径就是制造业+农业+建筑业,宽口径就是制造业+农业+建筑业+生产性服务业。国家下一步需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,要牢牢把握住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坚实基础不动摇,我相信这将是未来国家的重大战略。今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,大陆有124家,加上台湾有133家。这是大陆的大企业第一次超过了美国,但是我们的营收占比是下降的,利润占比是下降的,说明企业大而不强。因此下一步我们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,也就是要在三个方面发力:

第一个方面,是提升中国产业链、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产业基础能力。首先是从0到1,原始创新实现重大突破;第二是从1到10,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;第三是从10到N,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。在这三个层次上发力,将提升中国产业链、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产业基础能力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·高锐先生认为,2020年的全球创新指数,从国际专利的申请数量上看,超过50%以上来自于亚洲,其中大部分申请是以汉语、日语、韩语书写的。全球创新格局出现东移趋势。因此可以发现,亚洲创新网络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。

第二个方面,在“十四五”期间,中国将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。我个人认为,可能会有三大攻坚战。第一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,土地、资本、劳动力、技术、数据,如何让市场机制出清。第二是营商环境的改革。2017年,在世界银行业中,中国银行的便利化水平排全球78位,2018年排46位,2019年排31位。我们还存在四个短板。一是中国企业获得信贷的便利化水平在全球排80位;二是中国企业纳税在全球排105位;三是中国企业参与跨境贸易在全球排56位;四是企业的退出机制在全球排51位。因此,“十四五”的改革能不能硬碰硬地解决这四个问题。这里面涉及到如何能够用法制化、市场化、国际化的方式,推动我们企业营商环境的治理现代化。

最后一个问题。从“十四五”开始到未来的三十年,我们的国家、地区、企业,可能要过三个坎。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,2017年人均GDP2.17万美金,东京湾4.23万美金,纽约湾是8.46万。也就是说,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

第一个坎是怎么能够让人均GDP翻番,如何达到东京湾的水平,让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,达到世界一流水平。

第二个坎是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能否翻第二番,达到纽约湾的人均GDP水平,因为其优势是现代金融中心,是世界级城市群的领袖城市。一个台阶上去以后,还有新台阶。最终,我们要达到旧金山湾的水平,实现科学、技术、人才创新,取得世界级的优势。

我思考的问题是,第二个台阶,日本没有上去,欧洲大陆没有上去,我们怎么上得去?怎么能够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?怎么构建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和世界一流的国际科学创新中心?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讲,要用好香港。乱港就是乱中华,稳港就是稳中华。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力,就是开放、包容、共享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相信香港对于国家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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